对于文化假说，尤其是韦伯、桑巴特的文化假说，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持怀疑态度的。索托发问：“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是‘文化’因素吗”？尽管他没有做展开分析，但却触及到以这二位为代表的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成功的研究。索托说，不妨考虑一下比尔·盖茨——世界上最成功、最富有的企业家，除了个人的天才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归功于他所在的文化背景和他的“新教徒的伦理”？他的成功，有多少应归功于美国的合法所有权制度？可见，索托否定文化因素，否定新教伦理是市场经济成功原因的立场是十分彻底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进一步发问：假如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能够建立起所有权制度，使每个人都能创造资本的话，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里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他的意思很清楚，那里有可能建立所有权制度，形成资本，发展市场经济，但是，那里有新教伦理和新教徒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韦伯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进而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尽管他评价并批评犹太教、天主教，但他并没有将基督教入世的禁欲主义即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在这一思想框架里发现了最适合它的驱动力。新教伦理促使激励和约束之间的平衡，提高了企业主、创业者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进而在新教徒中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家，最终，新教徒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先发优势。这是历史事实，也符合韦伯的分析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一元的。

　　桑巴特在阐述资本主义与犹太教教义之间联系，以及它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时，也同时声明：“我在不同的教义中看到同样的精神。”所以，被韦伯和桑巴特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精神，乃至职业精神是一般，新教教义、犹太教教义，以及其他教义，抑或准教义，如儒教，都是特殊，都可能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起作用。否则，不好解释东亚文明中的企业家精神；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这也更好地说明，市场经济成功的文化和精神因素既是多元的，也具有一般性——既需要激励，还需要约束。对于企业家而言，有时约束甚至更加重要。

　　今年出版的朱天教授的《中国增长之谜》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之谜，谜底在文化。他的观点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在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由东亚文化解释的勤俭即高储蓄和重视教育即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包容性制度这个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再借助于文化的共同作用，才能最终解释一个国家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