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虽然国际形势有对我有利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处于颠峰时期。

    我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思想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存在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是由于认识原因，也有一些人带着投机心里盲目跟风，更有一些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取经”，虽然也学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可这时恰逢西方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他们更多地热衷于贩来了这种时髦货，正好乘着国内排山倒海宣传解放思想、批判“左”的僵化思想大气候，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凭着他们捞到的“改革派”桂冠，以学者或媒体“名人”身份，相当长时期垄断了话语权，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以自由化的观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诠释改革开放，大量地在各种学术会议、大学殿堂宣扬、播种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万能，笼统反对政府干预，有的甚至提出取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的定语社会主义，有些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本来就是错误的，说将来到共产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万恶之源，说“人间正道：私有制”。

   在这些舆论影响下，相当时期许多地方和领域曾广泛发生背离社会主义的现象，例如以改革名义刮起私有化风，把一些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说成是“包袱”，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取消了义务教育，搞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推行以资为本，纵容资本压榨劳动，有的扬言不惜牺牲三千万工人，不顾社会公正和资源环境GDP挂帅，把发展歪曲为单纯赚钱，腐蚀人们的灵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故频繁发生，导致严重社会不公和社会问题，形成人们称呼的“新三座大山”，社会阶层、城乡和地区差别急剧扩大，大量的工农沦入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