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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者、方志学家缪荃孙
来源:大地网  作者:责编秦铭 【 】  2013-12-30
 
     缪荃孙(1844年9月20日-1919年12月22日),1844年9月20日生于江阴申港镇缪家村,字炎之,一字筱珊(小山),晚号艺风老人,近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缪荃孙出身于官宦家庭,生而聪颖,幼承家学,11岁已读完儒家五经。清咸丰庚申十年九月(1860年9月)太平军占江阴,侍继母渡江避居淮安,就读于丽正书院,从院长丁俭卿学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后举家迁居成都,时年已21岁,从阳湖汤彦成研究文史,考订文字。清同治元年(1867年)应四川乡试中举,因非川籍人,未授名。后充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幕僚,遍历川东北各地,搜拓石刻。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曾执贽门下,为撰写《书目问答》4卷。清光绪丙子(1876年)考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并历主南菁、泺源、龙城、钟山等书院讲席,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他学识渊博,交流广阔,著述繁富,尤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钻研特深,熟娴文史掌故,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在清末民初,他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誉称四大才子。

  著名方志学家。张之洞总纂《顺天府志》,招之相助,发凡起例,皆出于他。七年编成,时推巨著。清廷开馆修史,应国史馆总裁潘文勤所请,编辑清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5传。初为分纂,再任总纂。后因在评价纪大奎(1746一1825)对经学贡献上,与掌院徐桐相左,因纪写过关于《易经》论文,主旨谓《易经》用于占卜,而极少评价该书本身,故缪氏认为,纪大奎应视为星相家而非学者。“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入经部;大奎未可补入儒林”。由于观点不同,缪在翰林院备受徐桐压制。他就愤而辞职,遂于光绪十九年张之洞闻而招之,至武汉重修《湖北通志》。民国三年(1914年),赵尔巽在北京负责重开清史馆,特聘缪荃孙为清史总纂,草拟全史凡例,并负责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土司、明遗臣七传的编写。《江苏通志》重议开局,被请拟订碑铭大纲,自发家藏拓本10800多种,编录考订,一手成之。四年江阴续修县志,被推为总纂,亲定大纲,延邑中通才任分纂,自总其成。八年秋,《江阴县续志》、《江苏通志·金石卷》同时告成。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寓所与世长逝。故《江阴县续志》为其绝笔之作,此志刊行后,成为一代名志,为广大方志家所推崇。

  伟大的教育家。缪荃孙在编辑清史,任国史馆总纂时因持论见忌于继任总裁、大学士徐桐,趁继母病故,于清光绪十四年奉柩归里。应江苏学政王先谦聘为南菁书院掌教,分经学、词章,与定海黄元同先生分任之。守丧三年,期满除服,去山东掌教泺源书院。清光绪二十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聘缪荃孙为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兼领常州龙成书院山长之职,讲学之外,编刻丛书,日事校勘,抢救古籍,成绩斐然。八国联军之役,列强宰割中国,危机日甚一日,张之洞集东南名流于武昌讨论,缪荃孙应邀前往,为推行洋务,张之洞设江楚编译局,由缪荃孙主持局务。由于新学兴起,翌年7月,改钟山书院为江南高等学堂,任监督(校长),兼领中、小学堂。为改革教育,十二月亲赴日本考察学务。从日归后,他亲自参与商定课程,编写课本,采取中西之学兼重,访聘真才实学的教员,讲述教授管理之法。第一届毕业生颇有明达通才,为士林所敬重和取法,清特诏加为四品卿衔。后因为专门创办江南图书馆之需要,辞去学堂监督职务。

  杰出的目录学家。宣统二年(1910年)缪荃孙奉调去北京,在创办京师图书馆任正监督期间,亲自清理秘阁藏书,分类清理内阁大库珍本,纂成《善本书目》8卷,《各省志书目》4卷等,时江苏议修通志,被延为总纂,定例分授协纂诸人,定期编辑。同时,广购图书馆古籍,集刻京师藏书目录。缪荃孙平生辑刻的原编甚多,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移居上海,继续从事目录学的研究,著书立说,前后撰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友朋书扎》、《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等,不下二百余卷。在他家中,常雇钞胥五、六人,具有海内孤本及应选录之名选,即时钞下,不愧是近代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缪荃孙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为江南馆的创办与发展,他奔波于江浙藏书之家,时常州瞿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号称藏书巨室。陆氏之书,已为日本购去。此时缪荃孙获悉钱塘丁氏也因家道中落,后裔将“八千卷楼”善本书卖给日本崎岳的“静嘉堂文库”。他在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下,乃急筹73000元巨款亲赴杭州与议,将已卖出的藏书全部赎买回来,随即将书运到南京,就在清凉山附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惜阳书院旧址建造大楼,将《八千卷楼》的图书贮藏其中。端方别号陶斋,荃孙别号艺风。为纪念这文化事业上的盛事,端方的幕友们就提议大楼名为“陶风楼”,从而保全了这批书籍,故江南图书馆藏书为全国之冠,发挥了图书的重要作用。后鲁迅先生等曾在此阅读并抄录许多资料。戊申(1908年)张之洞负责学部,奏请缪荃孙调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任馆长之职,时图书馆尚未建造,暂时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同时,筹备基建,聘请馆员,一手创成京师图书馆,并重价购买了姚觐元的私人藏书,以充实京师图书馆之藏书。辛亥革命爆发后,缪荃孙辞归南返,寓居上海后,他仍建议并协助盛宣怀在沪搜辑《常州先哲遗书》,创建愚斋藏书楼,刊印《愚斋府稿》,广收图书,从而保存了大量古籍。并倡结诗社,整理旧籍,购书刻书,自己节衣缩食,创建艺风堂,藏书金石古董11000件,保护了大量古籍、古董不致流失,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精神财富,显示了一位爱国者的高尚情操。缪荃孙三十通籍,早负时望,但淡泊名利。张之洞一直认为缪氏才可大用,曾数次向清廷保奏,加官授爵,而缪却惑于相士之说,谓“尔财不过十万,官不可顶红,不可作正印官,否则将促尔寿”。以性刚不能谐俗,弃官时甫逾五十,取竹坭语以七品官归田,刻小印用识微尚。溯二十年来,名山坛坫,著述自娱,自谓不以富贵易其乐也。纵观缪荃孙之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博学通儒,著作等身,其学问造诣是多方面的,不愧为是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金石家、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图书事业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们研究学问,问津科技,都离不开图书,书籍几乎成了文化与学术的同义词。缪荃孙创办了南北两京图书馆,自己创建了艺风堂,为盛宣怀创造了愚斋藏书楼,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誉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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