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朱虹子,1969年3月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1993年7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长期从事文化媒体工作，以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致力于当代美术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先后任《艺术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主编，现任中国艺术报社副社长。

　　1999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吴冠中艺术大展”的发起人和前期项目运作人。

　　2005年5月至9月，受聘担任北京齐白石美术馆业务馆长和开馆特展策划执行人，编撰了《草间偷活——齐白石的草虫世界》一书。

    2007年2月成功为中国美术馆引进渤海银行100万公益赞助，推动“美国艺术三百年”展览期间10万大学生走进美术馆的公共艺术教育项目。

当代艺术传播的新处境

    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先生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次美术研讨会上说，研究和考察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不应该忽略媒体和艺术传播在20世纪美术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兼具媒体人身份的与会者，我认为水先生的提议，是美术史研究特别是当代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同时也认为媒体和艺术传播对美术创作、流通的深度影响和干涉，塑造了比之博物馆、展览会更为开阔的艺术传播与接受的公共空间，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正是指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艺术进入公共空间的历程，不仅形成了古代艺术史写作和现代艺术史写作的分水岭，也打上了其与现代传媒业同步发展的时代烙印。

    以西方艺术的发展史为考察对象，以现代传媒业的发展和艺术传播的介入为标志，可以把艺术传播对艺术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静态的古典时期，在古典时期，由于艺术品只为少数人拥有，艺术品、艺术家仅与少数王公贵族有关联，古代艺术史研究形成的传统方法呈现一种静态的稳定性，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艺术作品和它背后的艺术家，涉及作品的主题与内容、形式与风格，作品的历史评价，以及作品与艺术家的种种关联，比如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创作处境、创作目的，并由此推及到作品的归属和流传。“尽管艺术史研究者面对的是多种多样的问题，但研究的主线仍主要围绕赞助人——艺术家——作品——收藏者(同时也有可能是赞助人)而展开。”二是现代媒体的艺术传播形成期，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公众文化的兴起。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发展催生了公众文化的兴起和发达，并以此为基础生成了具有文化学意义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文化遗产，一直被西方学界视为现代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中，各种公共媒体才能成为思想交锋、文化论战的阵地。 西方艺术的发展史在思想启蒙运动后进入新的时期，不仅展览展示的空间逐步扩大，讨论和传播的空间也大大发展，当时的欧洲多个艺术沙龙之间形成了展览竞争的局面，咖啡馆成为讨论艺术的原始而具有现代意味的公共平台。尤以狄德罗在《文学通讯》上陆续发表沙龙画评为标志，以艺术新闻、艺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艺术传播成为艺术生态的一部分。艺术传播伴随西方现代艺术从萌芽到繁盛，再到19世纪中期走向成熟，验证了西方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的同步性，并逐步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媒体行业，影响了西方美术史书写的方式和角度。

    实际上，不管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还是印象派，它们之所以能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都与当时公共传媒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时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相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拓展。美术史研究除了传统领域，更多地涉及到作品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仅仅从当代艺术传播的角度入手即可获得美术作品诞生之后的大量可以进入美术史研究范围的“信息”，研究者可以从它的传播路径和接受路径，比如展览方式、博物馆空间，报刊、杂志的报道或者批评家的评论，考察美术作品“以某种文化的方式存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比如，从接受层面来分析，到博物馆去欣赏艺术和通过媒体欣赏艺术，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艺术接受体验，也因此可能形成知识精英阶层和普通市民对于美术欣赏的不同姿态。这种不同的艺术接受体验，经由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学者和艺术媒体的专业“引导”，建立了艺术品评的价值权威和艺术媒体公信力。即使是亲临现场参观的观众，也需要通过对艺术新闻、艺术评论的阅读，才能感到真正参与其中。艺术鉴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专家时代”，权威专家的文章成为艺术传播的利器。这种情形，与20世纪80年代以新潮美术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滥觞期颇为相似，这一时期，中国媒体正尝试进入现代媒体形态，《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担当了启蒙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其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成为当代美术史研究的不可或缺一个环节，现在仍在活跃的一些艺术批评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声名。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考量，这一时期中国当代美术的传播，进入公共传播空间并产生影响的范围都比较狭小，以作品为例，除了罗中立的《父亲》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像齐白石、徐悲鸿的作品那样为公众所熟知和接受，这一客观事实，对评价20世纪后期中国新潮美术不无参考意义。

    在进入20世纪后，现代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被艺术家“发现”和“利用”，借助艺术市场形成的资本的力量，构成了艺术的媒体诉求和媒体的艺术推广互动的多元时期，可视为艺术与媒体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艺术作品除了具备一般艺术属性外，艺术家更在意其作品能否在公共空间的传播，以及传播的影响力(刺激性)。这一文化诉求，常常被研究者视为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当代性的主要标志。换言之，现代艺术从产生之初就与公共传播系统捆绑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无法进入公共空间、不能通过公共媒介进入传播系统的艺术难称其为现代艺术。由此，西方现代艺术与公共媒体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并进入了当代生活。20世纪初《新法兰西评论》对立体主义，二战后《纽约时报》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不遗余力的支持都是这一现象最好的例证。在另一个维度上，艺术家对电视媒体、电子媒体的改造利用，形成了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直接模糊了艺术和媒体的关系，媒体在艺术家那里，成为了艺术新的表达语言。在接受层面，媒体刺激和推动了公众生活审美化的强烈诉求，这不仅为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土壤，也不时消解着艺术的品评标准，消解了艺术传播领域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塑造，为艺术的传播逻辑取代艺术的审美逻辑埋下了伏笔。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的形成，西方艺术凭借着资本强势，用艺术的媒体传播强烈地影响公众对艺术家的判断，左右公众对艺术作品的判断，不断地以传播逻辑取代了艺术的审美逻辑，一方面为弱势地域的艺术传播烙上了浓重的后殖民色彩，另一方面媒介资本大量介入艺术传播领地，艺术作品被资本化造成了艺术品自身的性质危机——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让位于媒介工业的商品逻辑，艺术创作已不复为艺术创作，沦为彻底的艺术生产，尤其在当代艺术的风云榜上，更是不乏这样自觉融入媒介资本市场、接受资本化改造的识时务者。正如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环境下，艺术作品(产品)以大众化的由头一步步趋向物化，不可避免地印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痕迹。”

    上述情状，在这些年来颇为风光的798中国当代艺术区里随处可见、俯拾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当代艺术模式是后发的边缘性现代性文化，即指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非自主驱动，而是受到外部影响而发生的，因此中国的当代艺术景观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这种混合型态的文化图景中， 798艺术区就是典型一例。在798艺术区从单一的工业企业向多元的当代艺术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在2003年798初具规模时，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世界商业评论》等向境外读者、艺术机构和收藏家介绍了北京798的艺术状况，特别是2003年，美国的《新闻周刊》由于798的存在而将北京列为“年度城市”之一，因为它“证明了北京作为世界之都的能力与潜力”，正是这些西方媒体的有力传播助推了国际艺术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价格的飙升。《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国内重要媒体从2003年开始也陆续对其进行了集中报道，重点宣扬以798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从798作为奥运城市北京的当代文化名片的立场，多次报道798的创意产业。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神化在市场打造成功后，引起了各路媒体大量而持续的报道兴趣，并催生了《艺术地图》、《艺术财经》、《HI 艺术》等专门服务798艺术区的艺术杂志和艺术国际等网站。然而，在这些关于当代艺术的传播报道中，除了对当代艺术所创造的引人注目的价格津津乐道之外，你已经看不到当代艺术的文化取向和审美创造。与798相映成趣的是邻近的中央美术学院，这里的学术研究这些年早已不被媒体关注了。在媒介资本魅力的诱惑下，曾经以精英自居的艺术家们分成两极：一部分人在对自身身份的反思中，远离喧哗的商业都市，操守的精神家园是已被媒介资本冷落的精英艺术，他们放逐了自己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被放逐为艺术场域的边缘人。另一些人则在身份焦虑中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放弃了青灯独守纯艺术的打算，投向媒介市场的娱乐化、商业化的怀抱。相较于美术学院近年来关于中国画笔墨传统以及现代转型等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关于当代艺术的传播让人记住的似乎只剩下一个关于价格的空壳。这是当代艺术的空洞使然，还是当代艺术传播的失范使然呢?或者兼而有之吧。

    艺术传播如何在媒介资本环境下达成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是需要当代媒体慎重考虑的问题。作为艺术传播，审美期待是艺术接受的重要内容，满足受众的审美期待应成为艺术传播不可或缺的宗旨。研究艺术传播在艺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分析当代艺术传播面临的复杂问题，认清当代艺术所面临的传播处境，总结其得失利弊，对于新闻媒体提高传播能力和引导水平，在全社会建设良好的审美心理机制，推进公众审美意识的整体提高，帮助公众作为审美主体通过艺术欣赏和传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获得一种审美的升华，对于正在经历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