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闭幕的杭州G20峰会上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如何真正实现“让G20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 。笔者认为，这毋庸置疑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向更具代表性、更加高效的新框架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回望历史，二次大战之后的全球治理的历程可以由“从G2到G1”来总结。二次大战后，美、英、法、苏等战胜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机构；然而，主要大国的短暂合作迅速演变成G2：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主导于1944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6个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东德、古巴、越南陆续加入。中国在50年代作为观察国参加经互会，于1961年中苏对抗之后退出。1992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之后，G2的两极对抗演变成G1：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亚洲地区26个经济体中，首先选择对中国生产、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然后选择距离相近的经济体。我们从节日、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渊源这5个角度入手，分析每个国家与华夏文化联系的密切程度。最后，我们再考虑这些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综合以上各个因素，我们筛选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9个经济体组建“华夏共同体”。

　　在这9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澳门在2003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又于在2015年进一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大陆与港澳的服务业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与中国大陆在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中国和新加坡于2008年签署了双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蒙古对中国贸易依存度2014年达到62.1%，是所有国家中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也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国，从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两国贸易量翻了一倍。中国同样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越南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达到19.7%。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在没有世界政府下对全球经济的管理”，因而有赖于各国主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4点要素：

　　第一， 代表性：2015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GDP分别占全球GDP的16.4%、32.2%、22.6%。三个地区的GDP总和占全球的71.2%。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第二， 效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人数越多，利益差别就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也就越小。二战后的G2有效是因为美苏主导，G1-G7有效是因为美国主导。当前的G20， 只能是一种过渡。只有在G20当中诞生核心国家，G20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在NAFTA是核心国家，德国在欧盟是核心国家，而中国在华夏共同体是核心国家。如果由美、德、中首先在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个自贸区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三个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G20、WTO，IMF，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在全球推动并执行相关政策。这种以美、德、中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很可能将开创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 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而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率只有4%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 美、德、中的G3， 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 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G1-G7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 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